《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解读塞缪尔·亨廷顿的国家认同危机
在当今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美国，关于“谁是美国人”以及美国文明将走向何方的争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早在二十多年前，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译名《谁是美国人？》）中，便以其惊人的远见，预示了这场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正因如此，《华盛顿邮报》在特朗普当选后，将亨廷顿誉为“特朗普时代的先知”。复旦大学包刚升教授的专题讲座，正是对这部经典著作的深度剖析，引领我们思考美国文明的根基及其面临的严峻挑战。
亨廷顿的思想转变：从“信条”到“文明”
包教授首先指出，亨廷顿的这部2004年的著作，标志着其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在1981年的《失衡的承诺》中，亨廷顿曾认为，定义美国的是一套政治价值观，即“美国信条”——信仰法治、共和政体、个人主义等。然而，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和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亨廷顿的分析框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将“文明”这一宏大视角从国际政治转向美国国内，不再认为仅靠政治信条便足以维系美国的统一，转而强调，美国文明的本质根植于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础——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独特的族裔与宗教特质。
美国文明的基石：盎格鲁-新教文化
亨廷顿在书中明确论断：美国不只是一个政治理念的集合体，其本质是一个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文明。他在书中写道：“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主要由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 这一核心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
- 核心信仰：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与工作伦理。
- 语言与法律：英语的主导地位与英国的法治传统、司法独立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 文化渊源：欧洲的文学、艺术与哲学。
亨廷顿引用历史数据指出，在早期移民中，仅英格兰人就占约60%，若算上整个大不列颠的移民，则高达80%。正是这一压倒性的人口基础，确立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他认为，美国在历史上之所以能成功融合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关键在于这些移民被这一强大的核心文化所成功同化。过去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他们被美国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所吸引，而这些自由和机会本身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们或主动认同，或在社会大熔炉中被动融合，最终在语言、制度和文化习惯上，都成为了盎格鲁传统的继承者。
认同的危机：动摇国本的四大挑战
当亨廷顿写作此书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维系美国统一的文化基石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他通过引述“9·11”事件前波士顿街头国旗稀少，以及洛杉矶足球赛上九万多名观众沉浸在墨西哥国旗的海洋中，甚至对美国星条旗报以嘘声的案例，生动揭示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他将危机归因于四大挑战：
- 外部威胁的消失：亨廷顿引用了“国无外敌，社会团结往往趋于削弱”这一历史社会学观点。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明确的外部敌人，导致内部凝聚力下降，社会分裂因素开始滋生。
- 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在美国知识界和主流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其核心逻辑是“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挑战了同化的合理性——“你凭什么同化我？我还想同化你呢！” 这就解构了“主流文化”的合法性，侵蚀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
- 移民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从文化和宗教上相对接近的欧洲，转变为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些新移民在族裔、语言、文化和宗教上与传统核心文化差异巨大，其同化意愿和同化难度都显著增加。
- 西班牙语的崛起：历史上首次，美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讲非英语（西班牙语）的移民社群。他们不仅数量庞大，且因地理邻近，与母国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使得美国面临语言和文化上的“双叉化”（Bifurcation）风险，可能分裂为英语和西班牙语两个并行的文化圈，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统一性。
此外，包教授特别提到亨廷顿对精英阶层的批判。亨廷顿认为，有两类精英在瓦解美国的核心认同：一类是以学术界和媒体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他们用多元文化主义来解构美国的主体文明；另一类是以华尔街和硅谷为代表的全球化商业精英，他们更认同自己的“世界公民”或跨国身份，其利益遍布全球，视美国仅仅为一个业务基地，从而在情感和认知上疏远了国家认同。
十字路口的美国：四种可能的未来
基于上述挑战，亨廷顿为美国的未来勾勒出四种可能的图景：
- 世界主义未来：在美国精英的推动下，美国彻底丧失其核心文化，演变为一个没有主导文明、纯粹多元的“世界主义”社会。
- 双叉化未来：因拉美裔移民的持续涌入和西班牙语社群的壮大，美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分裂为盎格鲁-新教和拉丁-天主教两个部分，国家认同趋于瓦解。
- 排外主义未来：作为对核心文化受侵蚀的激烈反弹，感到被背叛的保守本地白人势力，可能重新拥抱过去被否认的种族和民族主义理论，采取强硬的排外立场，使美国走向封闭和不包容。
- 核心文化复兴的未来：所有族裔的美国人重新凝聚共识，致力于振兴和恪守传统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观、英语文化和“美国信条”，在经过调适与更新后，重塑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主流文化。
超越时代的远见：从理论到现实
包教授在讲座中强调，亨廷顿的分析不仅是理论推演，更在现实中不断得到印证。他书中所预测的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事实：1960年，美国白人占总人口的85%；而据最新的人口普查和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降至47%，届时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一个更具冲击性的数据是，如今美国五岁以下的儿童中，白人比例已经低于50%。
这一趋势不仅在美国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对抗，也在欧洲催生了相似的困境。欧洲面临的移民问题甚至更为严峻，其移民主要来自中东和北非，宗教文化差异更大，同化程度更低。这直接导致了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新选择党”等强调本土文化和反对大规模移民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
结语：争议、反思与学术启示
诚然，《我们是谁？》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多元文化主义者批评其带有“白人种族主义”色彩，而保守派则视其为警世恒言。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本身就折射出美国社会深刻的思想裂痕。
从学术角度看，亨廷顿的研究方法并非遵循当代社会科学那种在狭小议题上做精细研究的“八股文”范式。他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理论洞察，直面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正如包刚升教授所总结的，亨廷顿的治学精神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学者不应囿于谨小慎微的精细研究，更应具备关注宏大问题、并提出原创性思考的勇气与担当。
无论人们是否赞同亨廷顿的结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文明核心若然动摇，其共同体本身是否还能存续——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值得每一个关心美国及世界未来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