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政治学的开创者，其著作《政治学》被视为“西方第一部比较政治经典”。他将政治学定义为“支配性的学科”和“最高学科”，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人间的至善”，即正义，而正义的根本在于公共利益。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杰出的学者，涉猎广泛，知识渊博。他曾师从柏拉图，后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创立书院，著述甚丰，其思想对西方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文艺复兴时期，其著作的复兴塑造了西方学术的新传统。
城邦、人与政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各式某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其建立旨在“完成某种善业”，追求公共的善。他强调城邦追求善，意味着要让个体在其中过上善良生活。他认为城邦的政治家与家长或奴隶主不同，因为城邦是公共利益的体现，而非私人事业。
他提出“人类自然是倾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人在本性上也是一种政治动物”，强调个体离不开城邦生活，必须参与城邦的公共和政治生活。他认为，不属于任何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匹夫，那就是位超人”，甚至“如果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位神奇”。这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共和主义精神，不赞同原子化的个人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定义公民时，他认为“凡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因此，他认为城邦不仅仅是物理实体，更是由这些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组成的集团。
政体类型学与混合政体
亚里士多德对政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政体研究的四个原则：
- 探讨最优良的政体。
- 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政体，即根据城邦的现实条件寻求最适宜的政体。
- 研究在特定假设下的适宜政体，包括其创制和存续方式。
- 寻找适用于一般城邦的通用政体形式，以简化运作。 他强调，研究不仅要包括理想的典范政体，也要涵盖可能实现的政体，以及最适合多数城邦且易于实现的政体形式。
他区分政体的标准有两个：
- 最高统治权的归属：统治者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
- 统治目的：统治是否为了整个城邦的利益（正宗政体），还是只为了统治者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变态政体/腐败政体/扭曲政体）。
由此，他定义了三种正宗政体及其相应的变态政体：
- 王治（君主制）：一人统治，照顾全邦利益。其变体是僭主制（只顾个人利益）。
- 贵族政体（贤能政体）：少数人统治，照顾全邦利益。其变体是寡头制（只顾少数上层利益）。
- 共和政体（共和制）：多数普通人统治，照顾全邦利益。其变体是平民制（平民政体/暴民政体）（只顾穷人利益）。
亚里士多德详细分析了各类政体的优缺点，并认为混合政体优于任何单一的纯粹政体。混合政体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避免了各自的重大缺陷，例如古罗马共和国被认为是混合政体的典范（兼具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特点）。
阶级政治与政体转换
亚里士多德深入探讨了阶级政治，尤其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他将公民分为三类：极富、极贫和中产阶级。他认为节制和中庸是最好的品德，极端都不好。极富者容易放肆，极贫者往往懒散无赖，而大多数祸患起源于放肆或无赖。
他指出，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既不觊觎他人财物，也不易引起穷人觊觎。他强调，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富人与平民之间容易发生党争，进而导致政体不稳定。
关于政体转换，亚里士多德关注三个问题：
- 政体变革的原因及其性质：为何政体衰败或发生变革。
- 替代政体的选择：当政体崩溃时，何种政体最为恰当。
- 政体稳定的维持策略：如何维护各种政体的稳定。
他认为，政体运作应强调正义、中庸、平衡和比例，反对优势阶级只考虑自身利益，这容易导致政体崩溃。他重点讨论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崩溃原因：平民政体因过度追求平等而走向极端，寡头政体则因只顾自身利益而引发不满。
他对内讧、动乱、革命的动机进行了分析：
- 心理因素：因私利、名誉、恐惧以及对执政人员的轻蔑和无能而产生的不满、怨恨和愤怒。
- 施政不当：执政团体的僭越、舞弊和疏忽。
- 社会变迁：城邦内某个阶级人数的增减，政治组合中派别的失衡（例如，移民问题中不同族群人口变化引起社会内部的反弹）。
他指出，当富人和平民两部分势均力敌，而缺乏中产阶级作为缓冲时，革命容易爆发。他还提到，在平民政体中，群众领袖（民粹领袖）为讨好群众，不惜加害著名人物、没收财产，导致阶级对抗。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话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重要问题上有分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妇女、儿童、财产公有，并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育，旨在消除私心，实现城邦的大公和统一。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这些主张提出了强烈批评：
- 关于公有制：他认为柏拉图消除私心的理由不充分，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行。他指出城邦的特点是多分子结合，不同元素组成一个整体。一个过于趋于整体化的城邦，反而可能导致其消亡。
- “人人所有等于无人所有”：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倾向于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务。
- 儿童公有：他认为，如果每个公民都是任何孩子的父亲，每个孩子都是所有父亲的孩子，最终会导致“任何父亲都不会管任何孩子”。
- 财产问题：他强调劳动与报酬之间应建立相关性，否则多劳少得者会抱怨少劳多得者。他指出，人们作为伙伴共同作业和生活不容易，尤其涉及财产时更容易发生纠纷。他认为划清个人利益范围有助于消除争吵，产权清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 自爱与私产：他认为“人人爱自己”出于天性，自私应受谴责的是超过限度的私欲，而非自爱的本性。他反对将社会罪恶不恰当地归结到私产制度，认为其根源在于人性。
由此可见，柏拉图更重视集体和权威，而亚里士多德则更重视个体和个体自由，主张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这体现了他对政治领域公共至善的关怀。
总结与反思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他堪称政治学之父。该著作讨论了政体、阶级、政治中庸原则、政体变化和动乱缘由等诸多重要议题，提出了深刻的洞见。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具有政治科学的特点，基于严密的逻辑思辨，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政治学著作。他考察了古希腊不同城邦的政体，甚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多样政体，这种比较研究开阔了他的视野。
现代政治学研究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学问中获得启示，秉持求真（研究的科学性） 和求善（研究的公共性） 两大标准，既注重科学性又注重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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