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及国家的兴起：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霍布斯生平及时代背景
- 生活年份： 1588年 - 1679年（享年91岁，在17世纪非常罕见的长寿）。
- 长寿的影响： 对时代有深刻的体悟和感知，思想日趋成熟。
- 家庭与教育： 出生于英国普通家庭，学习优秀，毕业于牛津大学。
- 社会交往： 曾担任英国贵族的私人教师，与上层社会有较多接触。
- 游历欧洲： 较早游历欧洲大陆，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
- 学术背景： 不仅精通政治学和哲学，还在数学、物理学等领域有研究，逻辑思维和数理思维优秀。
- 重要经历： 曾担任弗朗西斯·培根的助手，流亡法国期间曾担任威尔士亲王（后来的查理二世）的数学老师。
- 英国内战的影响： 亲身经历了英国内战带来的社会动荡、冲突、暴力和死亡，这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政治立场： 在英国内战中，倾向于保王派。
- 自传中的恐惧： 在自传开篇提到自己出生时正值西班牙舰队与英国海军作战，人们普遍担忧英国战败，他用“恐惧”来形容自己与生俱来的状态，暗示了对战争和混乱的恐惧。
《利维坦》的核心问题与基本背景
- 霍布斯后期主要思考政治秩序问题，核心是国家问题。
- 在国家问题上，霍布斯拥有最重要的地位。
- 《利维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探讨国家为何是必须的以及国家为何会兴起。
《利维坦》结构
- 《利维坦》分为四个部分：论人类、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王国。
- 重点关注第13章到20多章的内容，这部分是本书的核心。
论人类与人性论
- 主要讨论人性和人类的基本特质，包括感觉、想象等。
- 核心人性： 自我保全（追求生存）是人最根本的动力。
- 欲望的特征： 人的欲望难以满足，不断从一个目标发展到另一个目标，渴望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
- 对权利的欲望： 人性中存在一种普遍且强烈的对权利的欲望，至死方休，永无休止。
- 争斗的原因： 对财富、荣誉、统治权等资源的竞争，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争。
- 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
- 竞争： 为了求利。
- 猜疑： 为了求安全。
- 荣誉： 为了求名誉。
人与人的战争状态（自然状态）
- 基本前提： 欲望无穷，资源有限。
- 定义：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都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于战争状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 逻辑推导： 霍布斯通过逻辑演绎将事情推向极致，描述了一种极端情况。
- 自然状态下的后果：
- 产业无法存在： 因为成果不稳定，缺乏基本的财产权和财产制度。
- 没有公正与不公正： 没有共同权力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无所谓公正与不公正，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的“美德”。
- 没有财产和统治权： 每个人到手的东西在他能保住的时期里就是他的。
- 持续的恐惧与危险： 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生活孤独、贫困、悲污、残忍且短寿。
国家的兴起与利维坦
- 克服战争状态的唯一道路： 将所有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数意见组成的集体（主权者）。
- 社会契约： 人人互相订立信约，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将其授予主权者，条件是其他人也这样做。
- 国家的诞生： 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成为国家。
- 利维坦的象征意义： 比喻国家在力量上必须无比强大，如同古代圣经中的海中巨兽。
- 两种国家类型：
- 以力取得的国家： 通过暴力征服建立。
- 按约建立的国家： 通过契约达成。
- 对国家弊端的看法： 承认国家可能存在弊端，如权力滥用，但认为这与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 主权者的权力： 最终，主权者拥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以维持秩序。
霍布斯是否是绝对王权主义者？
- 争议： 早期学者认为霍布斯是绝对的王权主义者甚至专制主义者。
- 分析起点是个人： 霍布斯从个人的自我保全、生存和安全出发，这与以君主为起点的法家思想不同。
- 契约建立国家： 国家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的，是个人权利让渡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武力征服。
- 基本安全是合法性基础： 如果主权者破坏基本的安全和秩序，其权力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 结论： 霍布斯的思想结构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绝对的王权主义或专制主义。
霍布斯的理论贡献
- 国家理论成型： 霍布斯对国家理论的讨论基本成型，后来的国家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他的思路。
- 方法论贡献： 引入了对基本人性的分析，采用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 研究方法贡献： 采用了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用科学思维和逻辑来分析社会和政治问题。
霍布斯思想的影响
- 《利维坦》出版于1651年，对后来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 包括洛克的《政府论》在内的许多著作都受到了《利维坦》的影响，尽管两者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对立。
- 霍布斯对讨论国家问题、权利问题、社会契约以及基本人性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
霍布斯及其《利维坦》构成了英国和西方近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转换，对整个政治学和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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