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在大转型时代，我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
2025年6月25日，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发表了题为《大转型时代与现实社会建构：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的演讲。在这次深刻的分享中，周雪光教授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剖析了从19世纪至今，社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迁，并重点探讨了我们赖以理解和构建现实世界的机制是如何演化的。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建构逻辑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时代，而社会学需要超越其19世纪的思想遗产，以新的范式来直面当下的挑战。
历史的两大阶段：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
周雪光教授将过去两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波兰尼时代”和“后波兰尼时代”。
第一阶段是“波兰尼时代”（19世纪至20世纪末），其核心特征是“中心化”过程。 借鉴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论述，周教授指出，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瓦解了以庄园、封建部落等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然而，社会并未完全消散，反而出现了国家与市场的“双向运动”。一方面，市场经济持续扩张；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崛起，通过法律、福利等手段“保护社会”，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中心。
这个中心化的过程，体现在从物理的“附近”（如社区、村庄）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转变。国家通过塑造共同的历史、文化、信仰和身份认同，自上而下地建构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现实。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但一个新的“神”——即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中心——诞生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也积极参与了这一现实建构过程，例如T.H.马歇尔对公民权的扩展，以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对“社会价值中心”的强调。
第二阶段是“后波兰尼时代”（20世纪下半叶至今），其核心特征是“去中心化”过程。 周教授认为，这一过程与中心化的后期阶段（如全球化）同时发生，且相互激荡。去中心化的根源在于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进程的深化。理性化不仅作用于组织和制度，更深刻地影响了个体。个人被赋予了自主判断和选择的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这一趋势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对现代性的反思（如鲍曼对大屠杀与现代性的批判），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对权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抨击，再到罗兰·巴特石破天惊地提出 “作者已死”，都标志着统一的、权威的意义中心开始瓦解。当“作者”不再重要，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解读世界时，一个多元、离散的时代便拉开了序幕。宏大叙事被解构，社会走向了去中心化。
当下社会的现实建构：从社会塑造个人到个人构造社会
进入21世纪，去中心化的趋势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催生了全新的社会建构机制。周雪光教授敏锐地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过去“社会塑造个人”的模式，转向“个人主动构造社会”的模式。
这一新机制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附近”的重构： 传统的物理“附近”让位于虚拟的、自我选择的“附近”。人们通过互联网，根据自己的兴趣、身份认同和价值偏好，构建起各自的朋友圈和信息茧房。每个人的“附近”都是独特的，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差异化的现实之中。
“自构化”的兴起： 以往，个人通过家庭、学校等完成“社会化”，被动接受既有的社会规范。而现在，社会为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建材”（思想资源、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个体可以像搭积木一样，主动地、有选择地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体系。
代际隔阂的深化： 由于每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信息渠道天差地别，他们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这导致代际之间共享的意义基础变得极其薄弱。周教授甚至提出，未来可能需要“反向社会化”，即上一代人需要去学习和理解下一代人的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沟通。
未来的挑战：大语言模型是“上帝再生”还是“新教革命”？
面对当下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LLM），周雪光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 一种可能是“上帝再生”（再中心化）： 大语言模型可能通过提供标准化的“正确答案”，潜移默化地规训和同化用户的思想，从而侵蚀个性和多样性，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观念中心。
- 另一种可能是“新教革命”（再去中心化）： 如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让信徒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大语言模型也可能赋予每个人强大的工具，使他们能够绕过传统权威，更高效地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意义世界。
这一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但它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核心议题之一。
结论：社会学的使命与超越
最后，周雪光教授总结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其社会现实的建构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社会学的大部分核心概念（如阶级、社区、单位）和分析框架，仍然植根于19世纪“中心化”时代的历史遗产。
因此，社会学面临着紧迫的时代任务：必须直面现实的剧变，重新审视其最基本的预设。当“社会”的形态已然改变，当“个人”成为建构的起点，社会学要如何提出新的问题？如何发展新的理论范式来理解这个由无数个体主动建构起来的、既关联又割裂的世界？这不仅是对社会学者的挑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身处大转型时代中的人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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